生物战争的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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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上海的疫情着实让人揪心。作为我国最发达的经济区域,出现每天数千记的感染案例,这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当然我今天不是来赘述对于上海人民的关心,于我而言,关心祖国所面临的一切困难,这是浑然天成的事情,没必要用力去渲染。

今天我想说的,是从更高的层次去看待新冠疫情,以及其背后关于生物战争的底层逻辑。

1. 生物战争的缘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核威慑确实给人类带来了和平。而基于鹰酱所推行的,某种“罗马帝国式”的奴隶制般的国际秩序,加上参与者对于这种被剥削关系的默认,因此核威慑下的和平又多了一份更为坚实的保障。

然而事物是在发生变化的。当“罗马帝国”无法维持,当斯巴达克斯领导起义,当高塔之王的王座被巴巴托斯的千风给撼动时,所谓的在位者自然会想法去突破核威慑所带来的,无法被撼动的和平。

在这样的基础下,它会谋取一种新的手段去驯服自己的仆从。这种手段如同原子弹刚从曼哈顿计划里蹦出来一般,充满了霸凌天下的降维打击感。

这个全新的武器,就是生物武器,而由此激起的,全新的降维打击,就是生物战争。

生物战争之所以成为高塔之王的选择,基于核威慑对于核武器的捆绑。同时也基于高塔之王在此领域强大的技术优势。

这种技术优势在短期之内无法被其疆域内的他者所掌控,因此就可以成为其维持霸权的终末之失。

2.生物战争比核战争更加可怕

生物战争比核战争更加可怕。因为核战争于当下而言,是不可能轻易发生的战争形式。一旦发生了,就意味着山河破碎,人间炼狱,双方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然而生物战争却是可以润物细无声的,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与精准打击能力。

而且,就新冠疫情肆虐的结果来说,即便生物战争达不到杀人灭族的作用,但只要达到打击目标经济的效果,其造成的杀伤力也是显著的。

或者说,打击经济系统的效果,可能会比直接杀人还要明显。

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经济分工越是精细化的地区,生物武器对之造成的破坏力就越大。

同时,越是社会管理秩序度高的地方,生物武器对于其政府管理造成的干扰就越大。

因为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分工,而分工则会使产业在地理层面分布开来。而生物武器可以恰好地切断产业之间交流的“物流”与“人流”渠道。

而社会管理秩序程度越高,往往体现在中央权力的集中上。中央权力的集中在提供统一调度优势的同时,也会带来中央无限承担社会责任的压力。同时习惯此种政治文化的国民,也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国家的权力中心应当解决任何问题。这就使得,在面临生物武器打击时,中央政府必须调集大量的资源来维持国家的稳定。

可以说,结合经济发展程度与社会治理模式两个特性来看,生物战争简直就是高塔之王量身为中国定制的战争方式。

其杀伤力远超核战争那不顾一切的破坏。毕竟,让人们简单明了地死去,未必比得上让其痛苦万分地活着来得更残忍。

遗憾的是,我们很多朋友对于战争的理解,仍然停留在“热战”甚至“核战”的层面,呼吁国家增加核弹头来保障安全,却始终没有意识到生物战争才是我们正在面临,也即将长期面临的,最直观最切肤的战争威胁。(虽然我个人也不反对增加一些核武器,但这对于生物战争来说却是杯水车薪的)

这些朋友显然不完全理解理解上兵伐谋,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的道理。

3. 在生物战争面前,中国当代主流经济学的逻辑问题

在生物战争面前,中国当代主流的,基于GDP增值的经济学是有着严重的逻辑问题的。

因为这种源自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思潮,本质上是一种“和平时代”的产物,缺乏战时思维和底线思维。

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那本身也是一个两极世界走向单极,且我们无限融入美国战略体系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基本和平”是有客观环境保障的。

然而就如同《三体》中所展现的,当人们习惯于躺平在和平的温床里,以此为思维惯性去看待一切,就自然会渐渐将善于斗争的罗辑替换为善于妥协的程心。

当世界的基本格局发展变化,当生物战争成为了其对付崛起者的降维打击的武器时,这种基于和平时期而产生的经济学思维,是不是就已然落后于时代了呢?

全球化、自由化、资本化----这些体现在经济一侧的思潮,与人们对和平刻舟求剑式的固有执念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

或者说,利来老牌APP,只有当和平是一个充分且必然的前提时,经济系统才可能朝着“唯GDP”的程度去不断演化。

俄乌战争让我更清晰地看到了,一个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博弈的底气是什么。不是虚高的GDP数值,而是实打实的,对于产业技术、能源、粮食等各个领域的自主能力。

这也是战争时期的逻辑,也更应该是我们面对生物战争时该有的逻辑。

然而很可惜,无论是在经济学领域,还是在社会各个方面的思考上,我们的舆论界都缺乏一种深度的,战时思维。我们仍然是习惯于和平年代的羔羊,即便是已然承受新冠疫情的重大创伤,却依然单纯地、天真地相信那个由美国主导的“伪-人类命运共同体/罗马奴隶制帝国”。

我们的一些学者,仍然将如何提高GDP作为经济发展的唯一考量,我们的一些媒体大V,还在吹嘘只有城市化才能带来高经济增长,他们缺乏最起码的,应对生物战争的底线思维,

4.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我们必须掌握反制生物战争的手段

目前我们遭遇的生物战争,应当处于初级阶段,即仍然以人造病毒的方式来打击目标,这种方式因为人类对病毒原理掌握的有限,极有可能产生误伤。

而未来的生物战争则极有可能是以《三体》中,袭击罗辑的基因武器为基本形式。

面对生物战争,还在高呼GDP至少的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客观地说,就鹰酱目前在生物技术层面对我们的优势,那是非常的大。

直接的生物武器不说,光看看中国对于“蔬菜等经济作物种子”的进口依赖度,就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有多被动。

各位想想为何国家这几年突然开始强调“种子安全”、“粮食安全”?为何突然开始强调“内循环”、“乡村振兴”了?

看看那些自以为比国家高层看得还清楚的键政大V们,有几个真正意识到了生物战争的威胁?

在我看来,反制生物战争手段,其基本面有两点:

1)掌握能与对手抗衡的生物技术

2)调整我们的“文明生存方式”,以削弱生物战争对我们的影响

第一点,如同别人有核武器,我们也要造出核武器的逻辑。

那么具体到现实中,就是我们要大力发展能够自主的生物技术。这其中包括“基因研究与应用技术的自主”、“病毒微生物研究与应用的自主”、“医学研究与应用技术的自主”“种子研究与应用技术的自主”、“农资相关应用技术的自主”。

这其中特别要提到“医学研究与应用技术的自主”,因为“中医”被西方现代医学/神学理论体系围攻已然是一种社会现象。我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合理的,不如废医验药,用疗效来证明一切。

中医的整体论与辩证治疗的思维与西医的还原论靶向治疗的特性相结合,是有利于我们构建自主独立的医学研究与应用技术体系的。

单纯拿“双盲实验”来否定中医,这是一种自废武功的愚蠢行为。

第二点,如同三体人为了避免乱纪元对自身文明的破坏,选择了用脱水来规避伤害一样。

调整文明生存方式,具体到现实中,就是生态文明战略的实践。

习主席提到的“两山战略”、国家近年越加重视的“乡村振兴”问题,都是在着力解决现代经济演化过程中,以城市化为载体的重大弊端。

我们当代的主流经济学,强调GDP增值,即我在《经济三相波2.0简述》一文中提到的尽全力放大消费波动。这种波动以城市所产生的聚落效应来完成,这一面确实有利于经济数据的增长,但另一面却完全忽略了应对“生物战争”这种为现代经济系统量身定做的战争方式的需要。

未来的中国,如何通过合理分布“城市经济/经济大波”与“县域经济/经济小波”,如何解决产业结构中分与合的辩证关系,这将决定我们能在“技术相对落后/技术比较优势丧失”的前提下,如何有效地抵御生物战争对我们造成的破坏。

而乡村振兴/县域经济振兴,已经远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国家的战略安全问题。对此我们不应该还停留在纠结这么搞“能不能挣快钱”的唯利是图的阶段,而是应该想想“如果不这么搞,那我们的文明该怎么在生物战争的攻势下存活”。

结语

互联网的舆论环境应当是多元的,这我从不否认。但多元之上,我们看问题的思维应该是趋于完备的。

两者一个是宽度的问题,一个是深度的问题。而当我们的舆论环境只追求宽度,不追求深度,那么这种深入不下去的,蹭蹭不进去的多元化,在我看来就是意义不大的。

同样,如果意识不到生物战争的客观存在,仍然相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是岁月静好的,是一个充满着白左气息的和平世界,那么由此推导出的任何辩经式的讨论,都是毫无价值的。

也同样,如果意识不到技术进步是一体两面的,只有将技术进步与文明生存方式调整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攻防一体的应变之道,那么即便你的暴论输出得再危言耸听,其底层逻辑依然是崩得一塌糊涂。

如同陈平老师所讲的,21世纪是生物科学的世纪,生物战争将是比核战争更残酷的战争形式。

而比这更加残酷的是一句发自灵魂深处的叩问:

面对此般威胁,我们到底做好了准备吗?